一

作为“新时期”工业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，蒋子龙的写作完整地呈现了工业改革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演变逻辑，并勾连着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建设历史及其文学叙述的经验。

通过勾勒工业文学的形象谱系，李杨发现蒋子龙塑造的经典形象乔光朴（《乔厂长上任记》）与“大跃进”期间草明笔下的宋紫峰（《乘风破浪》）有着惊人的历史关联，②李杨：《工业题材、工业主义与“社会主义现代性”——〈乘风破浪〉再解读》，《文学评论》，2010年第6期。其中隐含着“鞍钢宪法”与“马钢宪法”的理论争论和历史实践。③参见蔡翔、罗岗、倪文尖：《八十年代文学的神话与历史》，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，2009年2月16日。当然，两者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，要更加细致地梳理历史脉络，首先须关注一个过渡性的形象霍大道（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）。

从时间上说，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（《人民文学》，1976年第1期）仍属“文革文学”的范畴，因应着“文革”后期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。但作为被“新时期”主导话语所肯定的唯一一部“文革文学”，其特殊（也可说是偶然）之处在于，及时地抓住了邓小平1975年“整顿”的间隙，成为正面“反映”这一短暂阶段的“唯一”文学作品，也成为对“新时期”改革的一个文学预言。关于这篇小说的生产过程和文学史命运，吴俊曾经做过详尽的史料梳理和描述，①吴俊：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——〈机电局长的一天〉风波始末》，《当代作家评论》，2004年第6期。此处不再赘述，可以补充一点的是，这篇小说实际上有两个版本，刊于《人民文学》复刊号的是经过删减的短篇，未删减的中篇以《机电局长》为题，在《天津文艺》1976年第1—7期连载。②关于中篇版《机电局长》，蒋子龙自己的回忆是短篇版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受批判之后，《天津文艺》主编万力为支持作者，建议将短篇扩充为中篇，再次发表。见蒋子龙、李云、王彧：《现实主义正等待着一次突破》，《上海文化》，2009年第4期。但是，两个版本实际上几乎是同时发表的，短篇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，1976年第1期（1月20日出版），中篇于《天津文艺》，1976年第1期（1月10日出版）开始连载，作者的回忆疑似有误。在崔道怡的回忆中，也是先有中篇，在其建议下，作者另写了短篇，印证了笔者的猜测。见崔道怡：《唯一的这〈一天〉》，《文艺报》，2002年1月12日。因此，实际情况应是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受到批判后，《天津文艺》顶住压力，仍把中篇版连载完。从宏观角度来看，这涉及到政治与文艺格局里中央与地方、地方与地方的复杂关系。前者情节更为紧凑、矛盾更为集中、重点更为突出，后者保留了更多前因后果的情节铺垫和鲜活的细节。

1975年，是邓小平复出后推行全面整顿的时刻，③“工业要整顿，农业要整顿，交通运输要整顿，财政贸易要整顿，科学技术要整顿，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，文学艺术要整顿，军队要整顿，党也要整顿。”见《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》（1975年10月7日），载《“文化大革命”研究资料》下册，北京：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（内部资料），1988年，第516页。也是邓小平与“四人帮”的理论论争达到高峰之时。除了一系列讲话（收入《邓小平文选》第2卷），邓小平还授意起草了三个纲领性文件；④即1975年8月的《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》（简称“汇报提纲”）、1975年9月的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》（简称“工业二十条”）、1975年10月的《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》（简称“论总纲”）。“四人帮”方面，最具理论意义的是对“资产阶级法权”的批判，⑤姚文元：《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》，《红旗》，1975年第3期；张春桥：《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》，《红旗》，1975年第4期。以及具有理论体系建构意味的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》出版了第二次修订本。⑥“四人帮”的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》1972年初版（征求意见稿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），次年修订（未定稿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），1975年再次修订（未定稿第二版，内部发行）。

在理论较量中，与“四人帮”的宏观理论表述不同，邓小平多从具体措施着手，并且抓住毛主席的“三项指示”（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、反修防修，促进安定团结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”），作出不同于“四人帮”的解释，强调“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，是个整体，不能丢掉任何一条。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”。⑦邓小平：《加强党的领导，整顿党的作风》（1975年7月4日），载《邓小平文选》第2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第2版，第12页。相同的意思，在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》（1975年9月2日）和《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》（1975年10月7日）里有更充分的表述，见《“文化大革命”研究资料》（下册），第488页、第508页、第516页。这已经预示了“文革”结束后邓小平“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”的提法。⑧邓小平：《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》（1977年7月21日）、《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团结一致向前看》（1978年12月13日），载《邓小平文选》第2卷，第43页、第149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