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代十国时期，中国政权林立，政局混乱，社会极为动荡不安。与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、战乱不断相比，南方地区相对比较稳定、富庶，而地处江淮的南唐政权更是其中翘楚。南唐政权以其社会安定、经济发达、文学繁盛而著称，尤其是其藏书，更是丰富，赢得了“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”［1］5501的美誉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“文献之地”。

1 南唐藏书丰富

中国古代的藏书体系包括四大系统，即：官府藏书、私人藏书、书院藏书、寺观藏书，而南唐藏书之丰富亦可从此四方面观之。

1.1 官府藏书

南唐政权是烈祖李昇通过受禅代吴的形式建立的。早在辅吴时期，李昇就比较重视书籍的收藏：“烈祖以东海王辅吴，作礼贤院，聚图书万卷……”［1］5536。此外，还有著名的建业文房，亦是李昇收藏图书的地方，史载藏书达三千余卷。李昇之后的中主李璟与后主李煜亦皆重图书收藏：“元宗、后主皆妙于笔札，博收古书，有献者厚赏之，宫中图籍万卷……”［2］5305。由于南唐三主皆重收藏，南唐政权的官藏图书虽未见具体数目的记载，但在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中有这样一则记载：“后主每兄弟宴饮，作伎乐，洎独得预。为建大第宫城东北隅，及赐书万卷。”［3］437从后主赏赐朝臣书籍一次竟达万卷之多，可以想见南唐收藏图籍文献的盛况。

据现存文献记载，南唐官府藏书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的藏书亦或说是皇家藏书，地方官府的藏书基本未见记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五代十国中，与同时代的一些政权往往只注重收藏不同，南唐官藏图书不仅丰富，而且校勘精审，质量很高，马令《南唐书·朱弼传》记载：金陵藏书“多雠校精审，编秩完具，与诸国本不类。”［2］5407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亦云：“自诸国分据，皆聚典籍，惟吴、蜀为多，而江左颇为精真，亦多修述。”［4］

1.2 私人藏书

据范凤书先生的《中国私家藏书史》统计，五代十国时期共计有43位藏书家，其中南唐计有11位，占全部藏书家的近26%，居五代私人藏书家数量之冠。南唐私人藏书家不仅收藏的书籍数量较多，如朱遵度，藏书丰富，有“朱万卷”之称，其收藏范围亦颇广，除了九经子史等传统藏书外，有些藏书家专门收集一些“异书”、“奇书”、“古书”，形成自己的藏书特点。如郑元素，“少习诗礼……隐居庐山青牛谷四十余年……构一室于舍后，会集古书千余卷，遂终其身焉”［3］420；再如徐铉、徐锴：“徐铉与其弟锴，久被眷顾，家素富贵，多收奇书……”［5］5019

南唐私人藏书家亦很重视书籍的校勘，如鲁崇范，“九经子史，广贮一室，皆手自校定。”［3］413而徐锴“所雠书尤审谛”［1］5501。同时，南唐私人藏书家们还利用所藏书籍潜心著述，将藏用结合起来，充分发挥藏书的功能，《江表志》载：“朱遵度，本青州书生，好藏书，高尚不事，闲居金陵，著《鸿渐学记》一千卷、《群书丽藻》一千卷、《漆经》数卷，皆行于世。”［6］被称为“江左辞宗”的徐铉、徐锴，皆著述颇丰。南唐藏书家收藏图书不仅提高了藏书质量，而且推动了学术发展，客观上起到了保存与传承文化的作用。

1.3 书院藏书

五代十国时期，共计有民间书院13所，其中南唐新建有6所，兴复唐代书院1所［7］53，占书院总量的54%。奉新胡氏的华林书院、江州陈氏的东佳书院、奉新罗氏的梧桐书院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书院。书院作为当时的读书讲学之所，必然藏有一定数量的图书，如奉新胡氏的华林书院：“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，聚书万卷，大设厨廪，以延四方游学之士。”［8］华林书院藏书数量之多，冠五代各书院之首。再如江州陈氏，“筑书楼，延四方学者”［3］423，后主开宝二年（969年），大学者徐锴为其撰写《陈氏书堂记》，其称书楼：“堂庑数十间，聚书数千卷，田二十顷，以为游学之资。”［9］9279

由于南唐书院聚集了大批的文人学士，其中亦不乏有名的学者，他们不但讲学授徒，而且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进行学术研究，著书立说。如梧桐书院的创办者罗靖、罗简兄弟，“著书十四卷，号《宗孟集》”［7］51。南唐这些书院不但培养了大量人才，同时还承担着收藏典籍，保存文化的事业，为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1.4 寺观藏书

在南唐的历史上，佛教极其兴盛，而南唐在编撰、保存佛教典籍方面，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。昇元二年（938年）僧勉昌进上李通玄的四十卷《华严论》，烈祖李昇命礼部侍郎孙忌作序，又命书写十本，配上李通玄画像十轴，颁布诸州。保大三年（945年），僧恒安进上《续贞元释教录》，其以南唐官藏佛经《开元释教录·入藏录》为依据，访得《贞元录》记录的新出经藏及若干其他经典，总计达1 216部、5 461卷、524帙，成为以后僧人抄录经藏最准确的依据。保大十年（952年），由泉州招庆寺静、筠二位禅僧主持编撰的《祖堂集》，是禅宗著名史书，全书20卷，编撰共256人的传记。《祖堂集》编撰的意义不容小觑，它不仅极具史料价值，是研究唐末五代禅宗发展的经典之作，而且开启了佛教笔录传承的先河，是禅宗现存最古的灯录。南唐举国崇佛，蔚为风气，文臣武将亦颇多礼佛修经者：“保大八年，南唐褒国孝定公徐景运重修藏经，亦公所施，皆有跋尾，藏之西壁。”［10］